明天是卡尔·马克思的两百年诞辰，今天中共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：

马克思可以说是近两百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，也是对人类历史进程改变最大的思想家之一。

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曾经师从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，并且受其深刻的影响，因此我们先从黑格尔谈起。

由于想问题太多，这位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头发有点捉急，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“热闹的马路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不长毛”。

青年黑格尔

老年黑格尔

在搞物理研究的人看来，搞哲学消耗的那点脑力根本不算什么，有图为证：

一头秀发风流倜傥的小帅哥普朗克

青年普朗克

研究了几十年物理后秀发去无踪，成为锃光瓦亮的秃头男，倒是从此再也不受头皮屑困扰了。

老年普朗克

不过，搞物理的人有一点值得欣慰，每当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理定律，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，这个定律是普适的，也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会适用；在地球上适用，在火星上也同样适用。因为物理研究可以构造出理想的实验条件，排除无关因素，抓住事物背后的本质规律。

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，就不是这个样子。经济学研究的是千头万绪的人类社会，经济学模型只不过是真实社会的一个抽象，与真实世界存在很大的距离，最挠头的是，人们几乎没有办法设计实验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。因此，人们很难对经济学理论达成共识，而经济学家也是一副“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信了”的姿态。

不能说服别人，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有责任。经济学不仅分为众多流派，而且不同流派之间，对于同一事物的看法可能截然相反。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，尽管每年都有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有无数经济学论文问世，但是他们的研究好像对于指导现实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

面对经济困境，人们总是会认为：

这次不一样。

我们（国家）不一样。

然后事实证明，又双叒叕tm跌倒在同一个坑里。

反映到历史中，就是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的那句话：

“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：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。”

比如，昨天美国发生的一件事，就再次证明了这一论断。

超过1100名经济学家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，其中包括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以及前三届美国总统(克林顿、布什、奥巴马)的经济顾问，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在贸易方面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。

经济学家们在这封信中表示，提高保护性关税是一个错误。这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，国内消费者将为此埋单，令多数美国公民受到伤害。而建筑、交通、零售、银行、酒店等领域的工作者显然也将成为“关税战”中的失败者。 

经济学家们还认为，高关税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，不利于世界和平。

这封公开信直接引用1930年时经济学家们给政府的谏言信中的不少段落，告诫美国政府：不要采取大萧条初期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。信中提到：“国会在1930年未采纳经济学家们的建议，让所有的美国人都付出了代价。”

这封公开信仿佛历史的重演。88年前，也就是1930年，美国发生了极为相似的一幕。

当时，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谏言信，敦促美国国会议员，不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法案——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(The Smoot-Hawley Tariff Act)。不过谏言信没有奏效。

汽车业巨头亨利·福特在白宫花了一整个晚上，力图说服胡佛否决该项法案，他称它为“一项愚蠢的经济政策”。而J.P.摩根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·W·拉蒙特则形容，当时他“就差跪下来乞求赫伯特·胡佛否决愚蠢的霍利-斯姆特关税法案了”。

亨利·福特

尽管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，胡佛总统斟酌再三，最终还是将其签署为法律。随后，美国经济跌入深渊。不少经济历史学家认为，正是该法案进一步导致世界经济衰退，最终酿成大萧条。

这部法律的威力为何这么大呢？

该法案共修订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，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，有50种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。 该法案引发的国际贸易战，将美国股市进一步推向深渊，道琼斯指数1932年7月跌至41点的历史最低水平时，美国股市总市值比1929年9月时的高点缩水了89%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尽管遭到经济学界、工商界的一致反对，为什么美国总统胡佛还要通过这一法案？时隔88年，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还是和胡佛一样，要冒着反对的炮火，坚持推出贸易保护措施？

或者问得更简洁一点：

明知前面是地狱，为什么美国还要加速往前冲？

【该问题源自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：“梅隆拉响汽笛，胡佛敲起钟。华尔街发出信号，美国往地狱里冲！”（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, Hoover rang the bell,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！）】

要回答这一问题，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胡佛时代的美国，到底经历了什么。

胡佛在就任总统之前，在1921年至1928年期间，曾担任了七年的商务部长。胡佛担任商务部长的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如此的特别，纸醉金迷的浮华与底层人民的贫困交织在一起，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（Roaring Twenties）。

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并且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小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成为那个年代的一个文化标志。

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电影海报

一战之后，欧洲饱受战争摧残，陷入深度衰退。从经济角度来看，当时美国一枝独秀，尽管此时美国的军事实力还不突出。但是通过国际贸易的杠杆，足以影响全世界，实际上，制造业独步全球的美国，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枢纽。

与二战后不同，美国没有试图支援欧洲的战后复兴，反而是进一步倾向于孤立主义政策，自20年代中期开始，北美经济规模开始凌驾于欧洲之上，在美国的拉动下，20年代后半期欧洲经济也迎来高速发展，被称作“黄金20年代”，在法国和加拿大亦称做“疯狂年月” (annees folles)。

在一百年前的美国人看来，现代科学似乎能够化一切为可能，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潜力似乎无限巨大，所有人都感到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时代即将到来。地产交易、股票市场特别活跃，一些投机家在这类赌博性行业中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。财富的多少成了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，人们开始了盲目地赚钱，赚“快”钱，赚更多的钱；追逐变富裕，变得更富裕……

这一切的背后，实际上是始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（电气革命），在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后（其间被一战打断）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迎来最繁荣的收获期。

然而，表面的经济大繁荣背后，孕育着隐忧：技术的进步确实造就了无数造富神话，但是新增财富大量聚集在少数人手中，广大工农阶层依然保持贫困。

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，其中不少是假象。在这十年内，新机器的应用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的同时，将大批工人替代掉了，许多人的收入水平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增长，反而是停滞甚至有所倒退。

相对于提升有限的购买力，供给侧却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批量化工业生产的空前发展，使得科技产品愈趋廉价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汽车，电影，无线电收音机，以及日用化学工业全面勃发，其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汽车工业。

战前，汽车还是一种极端奢侈品，只有少数富豪才能拥有；而到了20年代，廉价的批量造汽车已经遍及北美大地。到1927年，亨利·福特已经卖了1500万辆T型车。在加拿大，1918年的汽车总数只有区区30万辆；而十年之后，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190万。汽车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。汽车工业快速成长为首屈一指的大产业，如加油站、汽车旅馆和石油业等周边产业也被拉动起来。

在《从生物进化到人类社会的崩溃，谈一谈什么是竞争》这篇文章中提到过，前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供给不足，因此常常出现资源匮乏。工业社会的特点则是供给过剩，因此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稀缺资源是购买力，或者市场容量。

供给过剩，需求不足，怎么办？

当时人们给出的对策是：分期付款与消费信贷！

通过信贷注水，将需求刺激起来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供给需要。

这话听起来相当别扭，符合人直观的表述是：增加供给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两者实际可以看作是一回事：供需不平衡。

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这枚硬币的两面。简单地说，工厂里生产的每一双鞋子，都要找到买主，供给和需求要相互对应上，那么经济活动才能形成完整的闭环。商品只有被消费掉，才有意义。生产不了足够的鞋子，或者生产了过多的鞋子卖不出去，经济都会出问题。

在工业革命之前，人类长期遇到的问题是供给不足。在农业社会，财富主要表现为粮食，而粮食需要土地来生产，因此供给不足最终就落实在对土地的争夺与占有上。

工业时代的问题是供给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，表现为对市场的激烈争夺。工业时代的战争不要求占领土地，而是要求对方打开市场，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
面对工业时代供需不平衡的问题，经济学家们给出的解决办法无非两条路：要么消灭过剩供给，要么提升有效需求。最多是将两者结合起来。

消灭过剩供给，可以直观地理解为“将牛奶倒进河里”，更为普遍的做法是把厂房拆了，把机器当废铁买了。很显然，这种做法会带来极大的社会痛苦，因此不被逼到最后关头不会采用。

既然经济增长如此乐观，统计数字表明，人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，就算你现在买不起，将来也一定买得起，那么不如贷款分期，早买早享受。这样不就释放出巨大的购买需求，供需矛盾不就解决了吗？

经济增长的乐观状况，支持金融机构向人们发放大量消费信贷，以支持消费品市场的增长。在1924—1929年，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。无庸置疑，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，增加了小汽车、收音机、家具、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分期付款销售的大面积推广，与本世纪初期美国大面积推广次级贷一样，都是通过透支未来，创造了经济繁荣的表象，同时埋下了金融隐患。

这个方案解决了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了吗？没有！欠债总是要还的，而且还要支付额外的利息。实际上这一方案只是利用金融工具，将矛盾爆发的时间推后，并且由于进一步拉大了供需的不平衡，在将来爆发的时候，破坏力更加严重，社会痛苦更深。

胡佛就是在这样一种乐观的情绪中，参加了1928年美国总统的竞选。他在竞选中许诺，提高工农阶层的收入，使得美国彻底消灭贫困。他曾说：“今天，我们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”，他预言“每家锅里有一只嫩鸡，车房中有两辆车。”

在竞选过程中，胡佛仅作了七次演讲，鼓吹个人主义和机会均等，把社会各阶层自愿合作的“美国制度”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。投票结果，胡佛以444张对87张选举人票的绝对优势战胜对手而当选。

胡佛在万众欢呼中当选总统

1929年10月29日，灾难来临了。

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，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，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。

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，被金融工具掩盖的供需之间的巨大落差暴露出来，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：疯狂挤兑、银行倒闭、工厂关门、工人失业、贫困来临、有组织的抵抗、内战边缘。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。

本来国内的商品就卖不出去，导致工人大批失业，通过国际贸易流入的外国商品还在消耗那可怜的购买力。那么，人的直观反应就是筑起贸易围墙，把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，让本国人买本国的的产品，也就是“只买美国货”，“只雇美国人”！也就是特朗普常说的：美国优先（America First）！

特朗普是这么想的，利益受损的美国工人和农民也是这么想的，88年前的胡佛以及当时的美国工农也是类似的想法。因此胡佛才不顾一千多名经济学家的反对，毅然签署了旨在提高关税，进行贸易保护的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。

但是，这种做法是只把自己当成玩家，把别人都当成游戏里的NPC。

国际贸易是一个对等的游戏，既然美国采用保护主义，其他国家自然也要对美国关闭贸易大门。

法案通过之前，各国抵制活动已经爆发。或者可以理解为，各国政府都存着与美国政府类似的想法，美国带了头，正好给各国实施贸易保护以足够的借口。

这种结果对于一个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，几乎是必然的。一千个经济学家只能提供一千张选票，而愤怒的工人和农民的选票则是数以百万计， 总统采纳哪边的意见，显而易见。

当时美国政府总共收到了来自外国的34份正式抗议，各国政府纷纷提高了针对美国产品的税率。 1930年，加拿大率先于16种产品上征收新关税，占美国输往加拿大商品总额的30%。之后加拿大开始寻求与英联邦的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。法国和英国亦表示抗议，并开始发展新的贸易渠道。德国则着力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。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66%至1933年的15亿美元，而出口额则从54亿美元骤降61%至21亿美元，降幅均超过GDP同期50%的降幅。

斯姆特-霍利法挽救了美国的经济吗？恰恰相反。贸易的目的就是对接供给和需求，贸易保护政策之下，原本统一的国际市场被分割成一个个较小的国内市场，消费规模也受到了抑制，使得供给方所能面对的消费市场大为萎缩，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。

1930年，美国的失业率为7.8%，而到1931年，骤升至16.3%，并一路走高，1933年达到25.1%，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一千七百万以上。86000 家企业破产，5500 家银行倒闭，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，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，GNP 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 年的742亿美元。

到了1933年，实际上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寿终正寝。这一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，小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，开始推行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。三年之后，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，凯恩斯发表了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（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,Interest and Money，简称《通论》）。

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。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理论上的“凯恩斯革命”。西方学者对此评论道：“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。”有的学者把凯恩斯的理论比做“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、达尔文在生物学上、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”。

“凯恩斯主义”实际上是罗斯福新政的指导思想，罗斯福推出了大量以工代赈的公共支出，除了各种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，想方设法给人找点事做，例如雇佣了大量青壮年植树造林，建造公园，雇佣人驱赶街上的鸟，建造拉什莫尔山上的四巨头雕像，总之就是想办法把财富分配失业的穷人，让他们能够消费。

此后，凯恩斯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，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也纷纷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。

凯恩斯的理论指出，有效需求不足，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，在私人需求与供给无法匹配的时候，国家应当强势介入，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支出，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。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，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“漏出”或“呆滞”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，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，促进经济增长。

因此凯恩斯认为，国家应当不怕制造财政赤字，用公共财政支出代替富人消费，从而达到供给=消费。

但是，凯恩斯主义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。因为，真正的病根，凯恩斯并没有找到，他只是找到了衍生的次要因素而已。

要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我们就要问，造成1929年危机和当前全球困境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？

技术革命本身。

这个答案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，但是这就跟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学生判案一样，在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之后，剩下那个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合理，它就是唯一的真相。

技术的进步，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，但实际上，技术进步更是麻烦的制造者。

美国历史上的1928年正如2007年，正是一轮超级经济周期的顶点。本世纪初的十年，正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互联网技术革命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，到达了繁荣的收获期。

从历史大周期来看，2008年的开始的经济危机，与1929年的大萧条是同一级别，分别是一轮“工业革命”带来的经济不平衡造成的结果。

技术革命极大提升了效率，降低了成本，那么就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，生产更多的产品。

那么，富裕出来的那些劳动力怎么办？

有人反驳说，每次技术革命，同样带来了更多的岗位，甚至是更加高薪的职位。

话是没错，但是填补新的高薪职位的人，并不是原先那些劳动者。在技术大变革面前，原先的劳动者接受的教育，工作中磨练出来的技能，统统贬值甚至无用了，于是面临被淘汰的境地。

接受再教育以适应新的岗位？可能有个别天赋异禀的人存在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已经被时代淘汰了。

正如小沈阳所说，人活着，钱没了，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。

例如，在1920—1929年，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%，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，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。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，工人增加最多，毫无疑问，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失去了原先相对高薪的工作，被迫从事低收入工作糊口。这些人的收入都是“被平均”了，反映在统计数字上工人收入升高，但这是不真实的。

身处在当今互联网大潮的我们中，感受也同样明显。随着互联网产业发展成熟，并逐渐进化到互联网+、物联网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，新的业态不断涌现的同时，原有的业态在不断萎缩甚至消亡，大批劳动者面临淘汰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。

他们失业，降低收入，就意味着在供给大幅提升的同时，社会需求却下降了。

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之后，在大约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，就会因为有效需求不足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革命。

技术革命造成社会动荡，为了避免社会动荡，难道我们要拒绝社会进步吗？

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，如果这么做，就是“因噎废食”。技术发展本身是中性的，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层次的原因。

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，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了目前的困境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不平衡，是否造成了经济大危机，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呢？

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

而且那次危机正好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完整经历，并引发了他深入地思考社会。

真的是需求不足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是因为大部分穷人的需求，被其所占有的少得可怜的货币束缚住了，因此无法释放成为有效的购买力。

与凯恩斯主义类似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核心，其实也是一种二次分配方案，其背后的依据是：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，理想中的经济社会，供给的商品折合的货币，应当通过分配方式转移到消费者手中，然后再全部花掉，供需就达到了平衡。可问题是，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，货币会集中到少数人手里，于是问题就来了。

在个人可支配财富较少的时候，可以近似看作人的消费需求随着可支配财富线性增长，但是随着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，人的消费需求不会同步增长。比如一个普通人的年收入是十万块，他可能把收入全部花光成为月光族；年收入二十万，他也能基本花光。但是一个年收入一亿的富人，他再怎么消费，也只是花掉了一小部分。多余的财富必然沉淀下来，无法转化成消费力。导致消费<供给。

于是，马克思看到，贫富差距的必然出现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。而私有制的枷锁，又是造成人的购买力被货币束缚的原因。

想明白这一点，马克思就不在货币交换的框框里继续打转了，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：生产前就确定好需求方，根据需求组织生产，按需分配！

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说是超前了一百多年。得知消费者的需求，这是太难太难的事情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成熟之前，几乎不可能做到。参见（《马云和刘强东不约而同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？》）

马克思的理论如同石破天惊，而且他指出了实现方案的途径：暴力革命！这就打破了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所有权，这就相当于中世纪突然冒出个人，不仅质疑上帝的存在，而且主张暴力拆毁教堂。

在资本主义社会下，马克思是如此的离经叛道，在引起了广大无产阶级共鸣的同时，遭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：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！

西方近代的经济学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，其存在的意义，本来就是用来给资本主义张目，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，塑造其合法性，突然冒出一个砸锅刨祖坟的家伙，自然是绝对不能忍了。

因此经济学家们基本都不承认马克思，马克思也耻于与他们为伍，于是他的这门学问被称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。

马克思的方案直指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石，正如当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指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石一样，不惊天动地得斗争一番之后，是不可能改变的。于是，在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下，国际共运风起云涌，从十九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。

尽管遭遇无数口诛笔伐，但事实雄辩地证明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客观世界，是真实有效的。

美国陷入大萧条的同时，世界各国的状况也都差不多，但是实行公有制的苏联除外。企业国有，产品自然也是全体苏联人一起分配。企业的产品造出来，可以为任何原因发愁，但绝不会因为造多了发愁——大不了用计划分配掉，不计具体价格利润便是。

这种方式简单粗暴，但是有效。于是在全世界陷入大萧条的同时，苏联迎来了增长高峰。美国不断地把工厂废弃，工程师、技工在美国失业，愿意当蓝领都没人雇，苏联可以高薪聘请。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，苏联人还挑挑拣拣。这反映在经济上就是苏联的工业每五六年就翻一番，到了30年代，在没有任何殖民地的情况下，苏联居然变成了世界第二工业国。

但也要承认，马克思是人不是神，他只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。更何况，他计划撰写的五卷《资本论》，严格地说只完成了第一卷。马克思生活的年代，也只是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动荡岁月，并不知道后面的历史演化过程。

因此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行，根据历史事实不断改进，而不是照搬书上的教条。

在产业资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，资本主义仍然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。

技术革命造成供需矛盾？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。技术革命会带来新的产业，新的产业带来新的利益阶层。原有利益阶层不满没关系，扶植新利益阶层尽快成长起来就是了。再借用社会主义的一些手段，掩盖矛盾削弱不满，只要经过痛苦期，新的产业成长为经济支柱，仍然能够愉快地发展。

在资本蜕化为完全食利的金融资本之前，这套游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。但是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启了脱实向虚的不归路之后，金融霸权是很爽，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自掘坟墓，堵上了所有腾挪辗转的空间，游戏逐渐走向了尽头。

金融贵族终于像数百年前被他们推翻的土地贵族一样，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，变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者。

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，看起来似乎没有1929年那次严重，但那是大萧条的教训得到反思后，采用了救市手段而已。这些方案都是治标不治本，在缓解表面矛盾的同时，埋下了深层次的更多“地雷”。

本次危机也是五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史上，最重大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危机。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，甚至一度被淡忘之后，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。

采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，用一种更有竞争力的发展方式，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，则进一步加快了游戏的进程。

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

中美博弈，实质是两种经济模式的竞争。到底是以实体经济为核心，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发展模式会取胜，还是以金融为核心，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的发展模式占优，估计未来二三十年就会出结果了。

谨以此文，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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